孟溪把最后一份银行流水钉在证据板上时，墙上的挂钟指向了晚上十点。办公室的灯是冷白色的，照在“海临建材”“周健”“李明”这些名字上，像结了层薄冰。唐渝蹲在地上整理文件，忽然“哎哟”一声，从文件堆里翻出个录音笔，是上周从上海海关调回来的，外壳磕掉了块漆。
“差点忘了这个，”她拍了拍录音笔上的灰，“马涛和周健的通话，技术科刚修复完后半段。”
按下播放键的瞬间，马涛粗哑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炸开：“……姜厅说了，这批废钢必须在汛期前埋进填海区域，上面的检测报告我已经让张敏换了，保证查不出来。”
周健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：“我叔那边催得紧，说中央马上要派人下来，不能出岔子。你让姜堰盯紧点陈建军，那小子最近总往渔村跑。”
“放心，”马涛冷笑一声，“张涛已经把他调到哨所了，七十公里外，够他喝西北风的。倒是你，别忘了给我那笔‘辛苦费’，我侄子还等着钱结婚呢。”
录音戛然而止。唐渝把录音笔往桌上一摔，塑料外壳撞在搪瓷杯上，发出刺耳的响：“七十公里？他是怕陈建军活着回来！”她指着证据板上的照片，“你看陈建军这张工作照，胸牌都磨白了，背后还写着‘为人民服务’——姜堰怎么下得去手？”
孟溪没说话，走到窗边推开条缝。秋夜的风灌进来，带着长安街的尾气味，吹得案头的文件簌簌作响。她想起大三那年冬天，陈建军的原型人物——港口派出所的老民警老王，带着姜堰去巡逻，两人在寒风里站了一夜，只为抓偷渔民渔网的贼。姜堰回来时冻得说不出话，却从怀里掏出个用l温焐着的烤红薯，塞给孟溪说“老王给的，甜”。
“老王去年去世了，”孟溪忽然开口，声音被风吹得有点散，“郑秀兰的丈夫说，他走之前还念叨姜堰，说‘那孩子心善，就是太犟’。”
唐渝的动作顿住了。她记得老王，那个总穿着件军大衣的老民警，每次她们去渔村普法，他都把自已的搪瓷缸让出来，里面泡着浓茶，说“姑娘们喝这个，提神”。有次姜堰为了帮渔民讨说法，跟所长吵了架，是老王拉着他在码头蹲了半夜，说“小姜，水太深，得慢慢趟”。
“你看这份通话记录，”唐渝从卷宗里抽出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姜堰近半年的通话对象，“和马涛的通话时长超过三百分钟，和张涛的超过五百分钟，却没给沈清老师打过一个电话——他是不敢打，还是没脸打？”
孟溪的指尖划过“沈清”两个字。沈清老师寄来的日记本里，最近一页写着：“今天去书店，老陈说姜堰很久没来了，他存的那摞书落了层灰。我给他留了本新出的《监察法》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拿。”字迹比之前抖得厉害，像是写的时侯手在颤。
“老周刚才送了份文件，”唐渝忽然转移话题，从抽屉里翻出个牛皮纸袋，“是省政协的内部简报，去年郭强带队调研港口，写的全是‘正面典型’，但附件里有张渔民上访的照片，被用订书钉订在了简报背面。”
照片上的渔民举着“还我滩涂”的牌子，跪在市政府门口，为首的老人正是郑秀兰的丈夫。拍照的角度很隐蔽，像是从二楼窗口拍的，角落能看到半个穿警服的身影，后颈有块月牙形的疤。
“是姜堰，”孟溪的呼吸紧了紧，“他当时就在现场。”
唐渝忽然想起去年在海临的酒会上，姜堰敬她酒时，手腕上戴着块名表，是周健送的。她当时笑着说“姜厅现在发达了”，他的脸僵了一下，说“工作需要”。现在想来，那笑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难堪。
“你看这份审计报告，”唐渝把一份文件推过来，是赵晓晴团队让的，上面用红笔标着“资金缺口12亿”，“这12亿被拆成了四十多笔‘小额补助’，打到了王芳的私立学校账户，经办人是刘芳——黄丽的表妹。”她忽然笑了，“记得吗？大学时黄丽的原型人物总爱占小便宜，每次聚餐都找借口不付钱，是姜堰说‘算了，我请’，结果自已啃了一个星期的馒头。”
孟溪的眼前浮现出大学食堂的场景。黄丽的原型人物——系里的文艺委员，总穿着漂亮的连衣裙，说“我爸是局长，你们都得听我的”。有次她故意打翻了姜堰的餐盘，米饭撒了一地，是孟溪拉着姜堰说“别跟她计较”，唐渝却把自已的餐盘推过去，说“吃我的”。
“那时侯姜堰总说‘忍一时风平浪静’，”孟溪的指尖在“刘芳”的名字上停了很久，“可他现在，是把别人的苦难当风浪，自已躲在船里。”
窗外的月光忽然亮了起来，透过百叶窗的缝隙，在证据板上投下几道银线，正好落在“姜堰”的名字上。孟溪想起大四那年的中秋，四个人在宿舍楼顶看月亮，苏鹤辞说“以后我要当大官，让你们都跟着享福”，姜堰说“我就想守着海临，看着渔民平平安安”，唐渝笑着说“我要当审计师，专门查苏鹤辞有没有贪污”，孟溪没说话，只是把自已的月饼分给姜堰一半——他那天又没舍得买。
“你听这段录音，”唐渝突然播放另一段音频，是姜堰在省公安厅的内部讲话，“……要坚决打击走私，保护渔民利益，谁要是敢当‘保护伞’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他！”声音洪亮，像年轻时的他，只是尾音有点发飘。
“这是去年录的，”唐渝的声音低下去，“就在他把陈建军调去哨所的前三天。”
孟溪的指节捏得发白。她想起沈清老师日记里的一句话：“小堰现在说话总爱说半句，剩下的半句藏在心里，像海边的礁石，潮水退了才看得清。”
“周航刚才发来消息，”唐渝看着手机屏幕，“说他找到了父亲的工作日志，最后一页写着‘姜堰今天来见我，说要把报告交上去，眼神却躲躲闪闪的’。”
孟溪忽然走到证据板前，拿起红笔在“姜堰”和“苏鹤辞”之间画了条线，又在“苏鹤辞”和“周健”之间画了条线，最后在“周健”和“马涛”之间画了条线。三条线织成个三角形，把“渔民补偿款”“走私钢材”“填海工程”圈在中间，像个密不透风的网。
“他不是躲，”孟溪的声音轻得像月光，“他是被网住了。”
唐渝的眼眶热了。她想起大三那年，姜堰为了帮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讨说法，在劳动局门口蹲了三天三夜，最后把自已的自行车卖了，给农民工买了张回家的火车票。苏鹤辞骂他“傻”，他说“我要是不管，他家里人就得饿肚子”。
“那时侯的网是透明的，”唐渝的声音带着哭腔，“他能看见外面的光，现在这网是黑的，他自已都忘了光是什么样。”
办公室的挂钟敲了十一下，老周端着两杯热咖啡进来，杯子上的热气在灯光下凝成白雾：“孟主任，唐专员，该休息了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”
孟溪接过咖啡，指尖触到滚烫的杯壁，像触到了当年姜堰递来的烤红薯。她忽然想起个细节：大学时姜堰的枕头底下总放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扉页上写着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”，是沈清老师用红笔写的。
“老周，”孟溪忽然说，“帮我查下姜堰母亲的葬礼日期。”
老周愣了愣：“查这个干什么？”
“我想知道，”孟溪望着窗外的月光，“他母亲走的时侯，他有没有回去送最后一程。”
唐渝忽然明白了。如果连母亲的葬礼都能缺席，那他心里的那道坎，到底是被什么填记了？是权力？是利益？还是苏鹤辞那句“跟着我，有肉吃”？
“你说他明天会来吗？”唐渝忽然问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录音笔。
“会来的，”孟溪把咖啡杯放在案头，月光在杯沿镀上圈银边，“他欠沈清老师一句解释，欠渔民一个交代，也欠当年的自已一个道歉。”
夜深时，唐渝趴在桌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那张渔民上访的照片。孟溪替她盖上外套，走到证据板前，看着那些名字和线条，忽然想起姜堰后颈的月牙疤。那年在海边，他说“这疤是我的警钟”，现在看来，这警钟早就哑了。
她从包里掏出本旧书，是1998年版的《刑法学原理》，扉页上有唐渝的批注，有姜堰画的小太阳，还有苏鹤辞写的“友谊万岁”。书里夹着片干枯的香樟叶，是毕业那天从学校的老樟树上摘的，叶脉清晰，像条走不完的路。
孟溪把书放在唐渝的桌上，在旁边放了张便签：“明天见了他们，记得问姜堰，还记不记得香樟叶的味道。”
月光透过窗缝照在便签上，把“香樟叶”三个字照得格外清楚。远处的长安街空无一人，只有路灯还亮着，像无数双眼睛，默默注视着这座城市里未眠的人，和那些藏在夜色里的秘密。
挂钟敲了十二下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孟溪知道，再过十二个小时，那场迟到了二十年的“通学会”，终将在海临食府的“观海厅”里，拉开序幕。而那些刻在书里、记在日记里、藏在心底的往事，也该到了见光的时侯。
她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秋夜的风带着凉意，吹得案头的文件沙沙作响，像有人在低声诉说着什么。远处的人民大会堂在月光下沉默着，像座巨大的丰碑，提醒着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，什么才是真正该守护的东西。
孟溪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关掉了办公室的灯。黑暗中，只有证据板上的名字还隐约可见，在月光下泛着微光，像等待审判的灵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