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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铭佑的短信像一根淬了毒的针，扎在我紧绷的神经上。
回家？去接受他安排好的“治疗”？
然后被关起来，喂下不知名的药物，直到我彻底忘记真相，变成一个真正任他摆布的疯子？
我捏着手机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
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狠。
他要给我的，不是救赎，是彻底的囚禁。
第二天，我的律师李维紧急约见了我。
他的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：“林女士，情况很不妙。对方提交了一份由三甲医院精神科主任出具的初步诊断意见书，认为您有重度产后抑郁和应激障碍的倾向，建议进行强制性的封闭治疗。”
“他们还联系了法院，试图以您‘精神状况不稳定’为由，中止离婚诉讼。”
周铭佑的动作快得惊人。
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和金钱，企图将我“精神病”的身份彻底坐实。
一旦成功，我将失去所有的话语权，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“无行为能力人”。
到那时，别说离婚，就连我的人身自由，都将由他这个“监护人”全权掌控。
“我没有病。”我看着李维，一字一顿地说道。
“我相信您。”李维推了推眼镜，“但现在，我们需要向法庭和公众证明您没有病。口头否认是无力的，我们需要一份更权威的鉴定报告。”
他递给我一个地址：“这是我为您联系的全市最权威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心。整个鉴定过程会公开透明，由多名专家共同进行，结果具备最高的法律效力。但过程可能会很冒犯，他们会问很多尖锐的问题，您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我接过地址，点了点头：“我明白。”
这是一场豪赌。
赢了，我能夺回话语权，将周铭佑的谎言彻底撕碎。
输了，我将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三天后，我接受公开鉴定的消息通过李维的律所公之于众。
舆论再次哗然。
大部分人认为我这是最后的疯狂，一个真正的病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有病的。
周铭佑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做出回应，字里行间充满了痛心和无奈：“知夏，别再伤害自己了。我愿意等，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我们再回家。治疗的事，我们不急。”
他越是表现得宽容大度，就越显得我偏执疯狂。
鉴定当天，鉴定中心门口围满了媒体记者。
我从车上下来，闪光灯便疯狂地亮起，将我的脸照得一片惨白。
周铭佑也来了，他试图穿过人群走到我身边，被李维指派保护我的助理拦下。
他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，用一种悲伤又怜悯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。
长达五个小时的鉴定，像一场漫长的精神凌迟。
我独自面对五名专家，回答了无数个关于我的童年、婚姻、生育过程以及沙漠事件的细节问题。
他们像最高明的猎手，试图从我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表情中找出破绽。
我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，不夸大，不掩饰，包括我对周铭佑的怀疑，对苏然的憎恶。
当一切结束，我走出鉴定室时，感觉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