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是一身补丁的平民，看热闹的小孩，达官贵人的丫鬟，家丁，甚至有些我知道是皇室宗亲的家臣，都问了通样的问题，都不假思索立刻大声说出通样的两个字！
回到一开始的位置，周围站着几个纹丝不动，手紧握腰间的佩刀的刀柄，神色木然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。
此刻在他们的心中只有一条：你们这群刁民胆敢有意图袭击殿下的都是在找屎！
气定神闲的大声道：“最后再问一次各位！士农工商可以缺其一吗？”
“不能！！！！”
瞬间整个王府周围，乌压压的一群人通时喊话，这气势果真非凡！
估摸方圆几公里内的应天府，都因为现场这么多人的通时呐喊而吓到不少人吧！
感觉皇宫都有可能听到，毕竟汉王府就距离皇宫城墙只隔着两条小巷、一条小河和一条大通街道，直线距离好像也才不足半里【明朝1里≈2700米（27公里）】远。
片刻后，等声音稍微降低下来。
“正因不能，所以本殿下认为，商为‘末业’乃荒谬的说法！”。
声音洪亮整齐，还很有气势！后面赶来的人都被吓到，不断询问发生了什么。
这位府尹听到百姓围着汉王府，而且还陆续有人往那里去，二话不说立刻派人出发，快到之时听到汉王府方向传来惊人的喊声，吓得他不得不加快步伐，万一出事他的乌纱帽就可以摘掉了！
汉王府门口的一声声呐喊，传到应天府在赶来路上的府尹顾佐耳里，吓得他立刻质问道：“发生何事！速去查看！”。
千万不要是聚众闹事啊，不然头上这乌沙丢掉事小，项上人头是大啊！
通样传到了府内的王妃，“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！快！”，这声巨响也吓到了准备到门口的王妃和侧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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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士农工商，为何商一直为“末业”？
1春秋时期的《国语·齐语》中管仲“四民分业”提出“士农工商”分工理论，该理论最初仅为优化社会管理，虽未直接贬低商人，但强调“农本商末”的秩序，为后面的朝代重农抑商思想奠定了基础；
2商鞅变法定调：战国时期商鞅公元前359年在秦国推行《垦草令》全力促进粮食生产，此令的第一条就是推行“重农抑商”政策，将商业视为“末业”，将整个秦国打造成农业强国。第二就是让贵族从事农业生产，并且免除他们的特权；第三就是按照粮食收成比例统一收取土地税；第四在全国范围内登记户籍，禁止百姓随意迁徙，将山川湖泽都纳入朝廷所有。
商鞅在秦国通过法令将财权收归朝廷，并且通过农业生产快速给朝廷带来了收益，这也是商鞅变法能成功的原因之一。法令明确将商业列为“末业”，认为商人“不事耕战”，并规定“事末利者举以为奴”；
3汉景帝时期贾谊和晁错等儒生将商人视为“游食之民”，称其“不劳而获”，助长社会奢靡风气，到了汉武帝时期推行《算缗令》和《告缗令》将商人财产充公，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，从此商人阶层在政治道路遭遇系统性压制，为官之路就变得异常坎坷；
4唐朝商贾贸易得到长远发展，但是朝廷和士大夫文人仍延续“重农抑商”的言论和政策。如《唐六典》规定“工商之家，不得预于士”，李白父亲为商人，商籍的身份直接剥夺科举资格；又如唐朝【诗魔】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的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；
5宋朝宋英宗的诏令打破“商人子弟不得仕宦”的禁令，允许商人通过科举入仕，北宋《渑水燕谈录》载了商人于令仪子侄多人考中进士，王安石变法吸纳商人参与经济改革；
6元朝将汉人的商贾划分为“南人”阶级，通时恢复重农抑商的政策和禁止商人子弟科举，但是可以通过“捐纳”获得低级官职；
7明朝建国的恢复重农抑商的的国策，《大明律》中户籍制度唯独没有“商籍”，正因如此商人并没有被禁止科考，但是商人需通过“附籍”（冒用军户、匠户等良籍）或买田置地伪装成地主，才能以“良籍”身份报考，若是使用贱籍是不能参加科举的！还有明初《大明律》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、骑马等规定；
8清朝依旧坚持重农抑商，但顺治、康熙时期开始推行“恤商”政策，明确官不得于商争利，并且在光绪二十九（1903）年设立商部（后改为农工商部），从此商人获得的朝廷的认可。即便社会阶级提升，但是社会仍视商业为“末业”。
9民国时期科举取消，士人垄断地位被瓦解，从此商不再被视为“末业”。
纵观历史，整个商人阶层都在想办法提升自已的地位，到了宋朝开始商人可以参加科举或者买官提升地位，然而而成为朝堂的商人没有达到士大夫的成就，反而成为自身家族的谋利工具。
宋朝哲宗至徽宗时期【出颁假将仕郎告牒】数量激增，商人通过金钱获取官职，导致官场腐败。隆庆和万历年间的晋商张四维和王崇古，中进士并官至尚书和大学士，甥舅联盟推动晋商的发展，一个利用职权为家族及外甥张四维谋取边境贸易特权，一个推倒张居正的改革，加速明朝衰败。
更有在成为清朝八大皇商之前的明朝商人通过走私粮、铁、火器等战略物资，贩卖明军兵力部署、作战计划等情报情报，形成“叛国走私”，进一步推动大明王朝的灭亡。
正因如此，形成商人“法权平等但社会歧”的现象。
正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贪婪的士大夫羡慕，清廉的士大夫仇视，甚至有些商人为官是通过卖官鬻爵所得，成为国库的充实来源，更为文人士大夫所鄙视。
文人讲究所谓的高洁清廉和傲骨，商人手握大量的财富，通时又出现一些为富不仁的商贾，使得他们不屑于与商人为伍！而文人士人又是社会言论的主导者，商贾的善举只能成为昙花一现，为富不仁则成为主旋律。
仲有春秋时期孔圣人得意门生子贡这位儒商和战国吕不韦以“奇货可居”官拜相邦，封爵文信侯，又有宋朝的科举突破，甚至到后面的明清的部分商人和商人阶级得到朝堂和律法的承认。
即便如此，依旧无法改变从商鞅变法的“不事生产”的群l，到儒家学派文人立下的“游手好闲”社会标签，最终让【商】在历史上被钉死在“末业”的耻辱柱上动弹不得，直到王权社会的崩塌才得以恢复真正的平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