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处理完了所有离婚事宜。
将属于我的财产和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,
从那个曾经被称为“家”的地方,
彻底搬离。
在收拾东西的时候,
我翻出了几本蒙尘的医学教科书。
那是我自己的书。
在嫁给傅星涵之前,
我也曾是一名优秀的医生。
我看着书上熟悉的笔记,
沉默了很久,
最后将它们仔细地装进一个单独的箱子,
写上“收存”。
我独自为公公举办了一场体面而隆重的葬礼。
婆婆在葬礼上,
拉着我的手,
老泪纵横地向我道歉,
也替她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向我道歉。
她将公公生前最喜欢的一支钢笔交给我。
“诺诺,
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支钢笔,
你留个念想吧。我们傅家,
对不起你。”
我收下了钢笔。
我和她之间,
没有仇恨,
只剩下同为受害者的唏嘘。
傅星涵赔偿给我的那笔钱,
我一分未动。
我以公公的名义,
成立了一个小型基金会,
我给它取名叫“星光基金会”。
用他名字里的一个字,
去做照亮别人的事。
这个基金会,
专门用于资助那些因医疗事故而陷入困境的普通家庭。
后来,
我从新闻上看到一则后续报道。
报道称,
赵菲菲在狱中精神失常,
终日不言不语,
只是抱着枕头,
反复念叨着“火锅”和“毛肚”。
我卖掉了原来和傅星涵一起住的房子。
我决定暂时离开这座城市,
陪同父亲一起,
去国外完成那一场被耽误了许久的考古工作。
出发前,
我收到了傅星涵从狱中寄来的一封信。
信封很厚,
里面是一沓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,
满是迟来的忏悔和无尽的追忆。
我没有拆开看。
我开车去了郊外,
将这封信,
连同那只被我粘合起来的、破碎的紫砂壶,
一同埋在了一棵新生的树下。
父亲问我：“真的都放下了？”
我摇摇头。
“不是放下,
是不需要再记起了。”
有些过去,
就该和死者一起,
尘封于地下。
我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关于过去的新闻和联系人。
然后去营业厅,
换了一个全新的号码。
最终,
在机场明亮的阳光下,
我和父亲并肩站在一起,
等待登机。
父亲看到了我脚边那个写着“收存”的箱子。
他笑着问我：“想好了？”
我点点头。
“总得有自己的事做。”
我的新手机响了,
是父亲在国外的同事打来的,
确认接机事宜。
一通打给未来的电话。
挂断后,
父亲转过头,
再次问我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我深吸一口气,
迎着光,
也笑了。
“准备好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