户口落在姑姑家，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将我更深地捆在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屋檐下。熟悉的是日复一日的劳作和小心翼翼，陌生的是那份法律文书带来的疏离感——我，陈雨珊，在法律上，是姑姑陈桂花的女儿了。这个认知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我心里，不敢碰，一碰就疼。
我更加拼命地学习。墙上那张“第二名”的奖状，被我小心翼翼地用米汤贴在隔间最显眼的土墙上，旁边很快又添了几张新的——“学习积极分子”、“数学竞赛一等奖”。这些红底黑字的奖状，是我唯一的铠甲，是我在这个家里能挺直一点腰杆的底气。每天清晨，我借着窗户透进的微光背书；夜晚，就在灶膛忽明忽暗的火光旁写作业。我知道，只有这些不断累积的红色纸张，才能换来姑姑偶尔一句不咸不淡的“还行”，才能让我暂时忘记“黑小孩”的标签。
姑姑似乎也渐渐习惯了我“会读书”这件事，但她对我的态度，却掺杂了一种更复杂的东西。她不再像最初那样直白地嫌弃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“教导”，或者说，是“洗脑”。
饭桌上，或是纳鞋底的时侯，她常常会似无意地提起：“珊珊啊，你命苦，摊上那么个妈。心里就只有你妹妹和你弟弟，哪还记得你哟？当初要不是你奶奶心善，要不是我收留你，你早就不知道被扔哪个山沟沟里了。”
她总是用那种带着怜悯又带着责备的语气，反复强化着我被“抛弃”的事实。然后，她会看似随意地问：“珊珊，你说，要是以后你爹妈良心发现了，来接你，你跟谁亲？”
这个问题像一场残酷的考试。我捏着衣角，心脏缩成一团，不敢看姑姑探究的眼神，只能低下头，用细若蚊蚋的声音回答：“跟……跟姑姑亲，跟奶奶亲。”
每一次这样违心的回答，都让我心里某个地方钝痛一下。我害怕姑姑不记意，害怕失去这勉强得来的栖身之所。讨好，成了我深入骨髓的本能。
那天，是个普通的周末下午，阴沉沉的，像要下雨。我正在院里费力地搓洗着一大盆全家人的衣服，小手在冰冷的肥皂水里泡得通红。院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了。
我抬起头，愣住了。
是妈妈。
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手里提着一个不大的包袱，站在门口，有些局促不安地向里张望。一年多不见，她好像更瘦了，眉宇间的愁绪像化不开的浓雾。她的目光越过院子，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我，眼圈瞬间就红了。
“珊珊……”她声音哽咽，快步走过来，想摸摸我的头，又有些犹豫地缩回了手。
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一股强烈的委屈和渴望涌上来，几乎想扑进她怀里。可姑姑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屋门口，双手抱在胸前，脸色不太好看。
“哟，弟妹来了？真是稀客。”姑姑的语气不冷不热，像在招呼一个远房亲戚。
妈妈更加局促了，把手里的包袱递给我，勉强笑了笑：“姐，我来看看珊珊。给她……让了件新衣裳。”她转头又对我小声说：“珊珊，要听姑姑的话，好好读书。”
我抱着那个轻飘飘的包袱，像抱着一块烧红的炭，既舍不得放下，又烫得难受。我能闻到妈妈身上那股熟悉的、淡淡的皂角味，也能感受到姑姑那边射来的、冷飕飕的目光。
“不进屋坐会儿了？”姑姑倚着门框问。
“不坐了不坐了，”妈妈连忙摆手，眼神躲闪，“家里还有事，妹妹和弟弟都等着呢。我……我就是来看看，这就走。”
她说完，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愧疚，有不舍，还有太多我无法理解的东西。然后，她转过身，几乎是逃也似的，匆匆走出了院子，背影单薄得像风一吹就能倒。
我抱着包袱，呆呆地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扇重新关上的、吱呀作响的木门，感觉心里刚刚燃起的一点点火苗，又被无情地浇灭了。雨水终于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，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，冰凉一片。
姑姑走过来，从我手里拿过包袱，打开看了看那件用碎花布拼凑起来的新衣服，撇了撇嘴：“你妈也难，家里俩小的呢。能有这心就不错了。”她随手把包袱塞回我怀里，“走吧，回屋，下雨了。”
我跟着姑姑走进昏暗的屋子，把脸埋在那件新衣服里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妈妈的一丝气息。邻居大妈通情的话和姑姑日常的灌输，像两股力量在我脑子里打架。
妈妈，你心里，真的有我这个女儿吗？你每次匆匆的来去，究竟是放不下，还是……仅仅为了让你自已良心好过一点？我这个“黑小孩”，到底算什么？